低生育率陷阱有多可怕?   发布时间:2015-12-04 10:29:55

低生育率陷阱有多可怕?

前,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“全面二孩”政策。这是实施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,预示着计划生育政策改革的大幕正式拉开。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的背景,是中国人口形势已发生历史性转变,这些变化包括生育率进入超低水平、老龄化和人口红利消失等。其中,生育率过低乃至“低生育陷阱”成为谈论最多的问题之一。这些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?南都记者就此专访了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、《大国空巢》作者易富贤。

南都:您长期关注中国的生育政策,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之前就预测即将有政策调整,这是如何判断出来的?

易富贤:单独二孩政策的申请率远低于预期,决定了五中全会和“十三五”规划必然会大幅调整人口政策,这是没有悬念的。我认为全面二孩政策也不足以改善中国人口结构,这几个月陆续完成了几万字的内刊报告,论证要尽快停止计划生育。

南都:您如何评价这个政策的调整?

易富贤:十八届五中全会突破重重阻力和人口学界的理论恐吓,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,标志着持续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退出了历史舞台,这是一个伟大的、历史性的进步。

生育意愿被严重高估

南都:在实施单独二孩之后,为何没有有关部门预估的200万的新生儿增长?

易富贤:2014年之所以只实行单独二孩政策,是因为有预测称,如果全面二孩,将出现难以承受的出生高峰,每年会出生4995万、4700万人。相关预测称,单独二孩足以将生育率提升到1.8,每年多出生200多万人,累计4年会多出生1000万人。面对这些人口预测,决策层对全面二孩望而却步,更加不敢停止计划生育了。

但是截至2015年5月31日,相当于实行单独二孩政策424天,全国只有139万单独二孩申请。减去政策前怀孕的18万例和政策后原本打算超生的30万例,因为政策只新增56万例申请;以62.5%的出生/申请比计算,只会多生35万人,远低于国家卫计委预测的200多万。

申请数在逐月下降,假设补偿性出生在1-4年内以45:27:18:10的比例释放,那么合计只会多生78万人,远低于所预测的1000万。

南都:为何会有如此重大的判断失误?

易富贤:单独二孩的实践其实暴露了中国人口学体系的“致命”弊端。人口学有“人口”二字,人们想当然地以为人口学家在人口政策上最有发言权。其实这是很大的误解。

相关预测称2014年全面二孩的目标妇女有1.52亿,60%-70%有生二孩意愿,将累计多出生9700万人。我曾用“剥竹笋”的方法,剥去数据“笋壳”。这里简述一下:

一,有人想生也生不了。“生育障碍率”是指生理上难以成功活产孩子(包括不孕)的比例。根据目标人群的年龄结构用年龄别生育障碍率计算,这1.52亿妇女最多只能出生5274万孩子。

二,生育理想转变不了生育现实。从理想到现实,需要“过五关”:脑动-心动-行动-胎动-婴动,层层折扣。1992年-2010年,日本总和生育率只是理想子女数的51%-57%.

三,有人原本就会合法生二胎。中国的政策生育率为1.354,有相当部分人可以合法生二孩。

四,有人原本就打算超生。

五,有人会主动放弃生育机会。剥去上述五层“笋壳”,9700万只剩下800万左右。仍然还有“笋壳”,比如双独家庭原本就可以生二孩。

南都:过去人口政策迟迟未能调整的原因是什么?

易富贤:中国的生育率在1990年后就低于更替水平,1995年后就低于1.5,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只有1.22,说明中国至少在1990年后就应该调整人口政策。

我在2007年版《大国空巢》中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对生育率的影响,推测停止计划生育,中国的生育率将从2006年的1.95下降到2023年的1.47,依照这种生育率走势,峰值人口将不到14.7亿。但是有人口学家20 0 4年提交报告,预测全面二孩的话,峰值人口能达到16.07亿;建议为期15年的二胎过渡,到2020年全面放开二孩,2029年总人口达到14.7亿。根据他们的建议,决策层很难下决心调整政策。

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社会经济水平超前中国大陆21年、23年,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,2001- 2013年平均生育率只1.20、1.14;中国大陆能靠全面二孩将生育率稳定在2.0以上(顾宝昌2004年预测)、1.8以上(国家卫计委2015年预测)?

今后鼓励生育的难度会非常大

南都:低生育率如果就此持续,中国会面临怎样的问题?低生育率陷阱有多可怕?国外经验,控制人口增长与低生育率时鼓励生育的难易程度不同,后者要困难许多。

易富贤:社会经济、文化的发展以及社保体制,是生育率下降的“势能”,是免费的。印度社会发展水平落后中国十多年,但是生育率从1980年的4.7“自发”地下降到2013年的2.3.1980年中国的生育率就只有2.3左右了,计划生育将中国的生育率提前“推”下了悬崖。而要鼓励生育,却需要昂贵的“动能”。日本鼓励生育几十年了,现在好不容易才将生育率提升到1.4.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也鼓励生育多年,但是近年生育率依然徘徊在1.1、1.2.

南都:有无可能通过吸引移民消解这种人口低生育危机?国际上是否有过有效的经验借鉴?

易富贤:移民不能有效改善人口年龄结构,移民也会老;只有提升生育率才能有效改善人口结构。比如加拿大吸引移民的比例比美国还要高,但是生育率低,今后的老龄化远比美国严重。中国作为这么大一个国家,今后那么庞大的老年群体,靠移民只是杯水车薪。今后中国老龄化严重,经济减速,经济水平的相对优势下降,是无力吸引移民的,而且管理移民需要高超的行政水平。

南都:独生子女政策是否极大地加剧了中国老龄化问题?

易富贤:发达国家的生育率是“自发”下降的,老龄化速度比中国慢。65岁及以上老人比例从4.9%提升19.2%,中国只需要50年时间(1980-2030);而美国需要103年(1924-2027),英国需要116年(1906-2022)。可见,计划生育使得中国未富先老、速老。

应视人口为财富而非负担

南都:这一两年来经济下行,有评论认为部分原因是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缘故。对此您如何评价?

易富贤:中国目前面临人口危机。以两个人口学指标为例。日本1951年的中位年龄为22岁,而美国为30岁。青年日本追赶中年美国,收入差距不断缩小。1991年日本的中位年龄38岁,超出美国5岁;1992年经济增速开始低于美国。1979年中国的中位年龄22岁,美国为30岁。2015年中国38岁,开始超过美国;2030年中国45岁,超出美国5岁;2050年中国55岁,美国只有42岁。今后走在前面的是中年的美国,而在后面追的是老年的中国。

20-64岁劳动力是驱动经济的动力,老龄化是阻力。1946-1973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8.9%.日本劳动力与65岁及以上老人之比在1975年开始低于7.5,在1992年开始低于4.8,在1994年开始低于美国,2011年只有2.5;1975-1991年经济年均只增长4.4%,1992年后增速低于美国。中国的劳动力/老人在2010年降至7.5,2021年将降至4.8;经济增长率也在2012年开始减速,下行压力将不断增大。2035年中国的劳动力/老人将只有2.5,开始低于美国,更是远低于印度的6.6,经济活力也将低于美国和印度。

可以说,几十年的计划生育,尤其是生育率从1990年的2 .3跳跃性下降到2000年的1.22、2010年的1.18,奠定2011年后经济下行的人口学基础。

南都:老龄化的养老问题,养儿防老和社会养老对中国来说,已经成为两难问题了,如何破解?

易富贤:养老的本质是人养老,不是钱养老。养儿防老是父母“各子其子”,孩子长大后“各亲其亲”,因此能够做到“货、力为已”,养小孩的投入能得到回报(物质和精神)。而社会养老是“各子其子”,但是“不亲其亲”,养小孩的成本靠父母,但是小孩的回报却是给社会,从经济学角度,养小孩是亏本的,因此生育意愿低。养儿防老是在慈爱之火浇上利润之油,能够持续燃烧下去,而社会养老却是泼上一盆水。

但是现在无法恢复传统的家庭养老,需要探索在“各亲其亲,各子其子”的基础上,“不独亲其亲,不独子其子”,既让养老收益与养幼投入适当挂钩,又让“鳏寡孤独皆有所养”。

南都:对于生育,目前的计划生育以及现在放开二孩,所有的出发点都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,但对于公众个体来说,这似乎是不够充分的理由,生育二孩,远远不是添加一个孩子的问题,特别是对于职业女性来说尤其有各种忧虑,如何缓解她们的担忧?

易富贤:现在虽然实行全面二孩政策,也仍然是将人口视为负担,在这种人口理念下,很难保障妇女生育方面的权益。只有将人口视为财富,母亲是“财富的创造者”,则今后面临的不是“限制生育权”,而是“保障生育权”的问题。降低养育成本的相关的经济法,妇女儿童保护法,保障生育秩序的婚姻法、继承法等多项法律就面临重大修改。

南都:人口危机对家庭是一个巨大挑战,对社会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,您觉得中国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了吗?该如何更好地准备?

易富贤:面对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老龄化,只有将人口视为财富而不是负担之后,中国才可能出台一些有利生育的政策,但是探索的过程将是漫长的。

南都评论记者 张天潘  实习生 郝强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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